为什么人们要说谎传谎乃至于信谎呢？

说谎易，讲真话难

一位作家呼吁人们“讲真话”，导致人们越发敬仰他。原来，“讲真话”也成了一种美德。当然，在说谎成性的人群里，认识到人要讲真话，已经很了不起了。

为什么人们要说谎传谎乃至于信谎呢？

大概，说谎可以有饭吃，说谎说得有理论水平，还可以有上等的饭吃；拒绝谎言，言说真实，就丢饭碗，甚至丢性命。那么，说谎易，讲真话难。

谁喜欢谎言害怕真实呢？是靠谎言维护权杖的皇帝。

皇帝制定一个有利于“他家的王朝”的标准，来维护皇帝所信奉的似是而非的所谓牢不可破的真理。像邪教教主一样反对言说真相，反对质疑，反对交流，反对争辩；强调“忠”，强调无条件服从，强调立场（有时也叫路线）。至于皇帝所信奉的真理是儒，是道，是佛，是法，是法西斯，是“儒道释三教合一”，是新儒家（这真是凭空掉下来的一个大玩意），是金太阳理论，那不是关键。关键在于皇帝信奉什么，臣民就必然和必须信奉什么，这是绝对的，不允许商量，不允许讨价还价，不允许打折扣；皇帝信十分，臣民信十二分，皇帝假信，臣民真信。

如此，谈“多元”、“独立思考”、“独立人格”、“权利”、“分权”一类的话题，就很艰难，很奢侈，很不合时宜，很傻很天真，很危险，很悲壮甚至壮烈；被贬还是小事，被阉就让人受不小，何况还有林昭、遇罗克之流的前车之鉴！

这时，大家感觉到“中庸”的妙处了。对身边小事，不偏不倚，不是不非；一旦涉及皇家（也就是国家）大事，则“是皇帝之所是，非皇帝之所非”。“中庸之士”骨子里也“偏激”得很：谁胆敢冒犯皇帝，谁胆敢冒犯皇帝倡导的神学，他是要动怒的，他毫不客气，像红眼睛阿义拳击夏瑜一样下手又快又准，起码是告密，继而是揭发，批判，声讨，批斗，文攻武卫两箭齐发。当然，这样的忠君之士，其中不缺忠诚的党卫军（奴在心者），也不乏为自保自救而落井下石的善良人（奴在身者）。说到底，“中庸”其实就是因无知而不讲是非，因怯懦而自阉，因信奉谎言而拒绝质疑。

人，不是最擅长独立思考的动物吗？为什么如此“中庸”呢？

首先，是娘老子教的。

王朝更迭，政权变换，路线之争，党同伐异，剿灭异端，这些把老人们的脊梁揉成了面条。老人们吓破了胆，谈虎色变，杯弓蛇影，谆谆告诫子女“要听皇帝的话”，随大流，草民不议政。

其次，是千年不变的历史和现实教育了人。

从焚书坑儒，司马迁被阉，嵇康被杀，一路到林昭……无能的人学会了忍（民工不是常在手臂上纹个大大的“忍”字吗？），聪明人学会了隐，糊涂人学会了“中庸”，激情的人不得已疯（接舆和徐渭），中规中矩的人迷上了孔孟和忠孝。儒，被董仲舒相中，并非没有缘由，老董蛮有眼力，一眼就发现儒家的可用。代代相传，儒家成了理论的筐，什么都可以往里装。当然，装什么，那还是皇帝和皇帝的大儒（现在叫智囊）说了算；谁僭越，谁多嘴，谁入狱如胡风，被杀如谭嗣同。不能苛责“中庸之士”宁做保皇党，不做维新派。

再次，是先生们教的。

先生是解惑者，但解的是词义之惑，而非是非之惑、真假之惑；先生是传道者，但所传的一定是皇帝恩准的道。由此，余秋雨王兆山如雨后春笋，而出现韩寒，却像黑龙江长出椰子树，海南岛出产北极熊。通过几十年的教化，皇帝就在臣民的大脑里植入了“圣旨就是真理”的芯片。十年树人，百年稳定。

在这样的历史和现实中，作家呼吁人们“讲真话”，已属难能可贵。